1948年的冬天，13岁的高秉涵攥着母亲塞的半块玉米面饼，跟着逃难的人群挤上厦门开往台湾的货船。船舷外的海风吹得他直打哆嗦，他望着越来越远的大陆海岸线，耳边反复响着母亲的话：“儿啊，活下来，娘等你活着回来。”这句话像根“救命绳”，陪他熬过了台北街头的流浪，熬过了夜校的煤油灯，熬成了法庭上逻辑清晰的“高律师”——可乡音没变，胃里的“山东胃”没变，连做梦都在啃母亲做的煎饼。
真正把“回家”变成“终身任务”的，是1989年同乡会的那顿酒。几个头发全白的老兵拉着他的手哭：“秉涵，我们这帮老东西怕是熬不到回家那天了。你最小，万一有机会，把我骨灰带回去——埋在村口老槐树下，我要闻闻老家的麦香。”那天晚上，高秉涵翻出母亲1979年寄来的旧布衫（信里说“娘到死都攥着这个”），突然懂了：这些老兵的骨灰坛里，装的不是骨头，是攒了一辈子的“回家梦”。
1991年春天，高秉涵第一次踏回大陆土地。他怀里揣着3坛骨灰，手里攥着母亲的布衫，在菏门外的老槐树下跪了半小时——风里飘着小麦的清香，像极了13岁那年的春天。村口的老人认出他：“这不是高家小儿子吗？你娘当年天天在这等你！”那天，三个老兵的骨灰被埋进各自的祖坟，坟头的纸幡飘得很高，高秉涵对着土堆说：“老哥哥，到家了。”
这30多年，他跑遍了山东、河南、江苏，甚至新疆。有个四川老兵临终前拽着他的袖子：“我想回成都宽窄巷，闻闻老妈做的麻婆豆腐。”他就抱着骨灰坐3天火车，找到巷口的老房子，把骨灰埋在屋前的桂花树下——那一刻，邻居老太太端来一碗热豆腐，说“这是你叔当年最爱的味道”，他的眼泪“唰”地掉下来：“老哥哥，你闻见了吗？”
高秉涵的床头柜上，摆着个空骨灰坛——那是给自个儿留的。“等我走了，把我埋在母亲旁边，”他摸着坛身的刻字，“要刻‘高秉涵，山东菏泽人，13岁离家，90岁回家’。”可他还有个未圆的心愿：去年中秋看大陆高铁新闻，他指着“京台高铁”的规划图说：“要是能活着看到铁路通台北，我要坐第一班车回去——带着母亲的照片，从菏泽坐到台北，告诉她‘娘，我带您看我住了77年的地方’。”
采访结束时，高秉涵拿出本泛黄的笔记本，上面记着每一个他帮过的老兵名字：“张建国，济宁，1995年回家；李长河，开封，2001年回家；王顺发，徐州，2010年回家……”最后一页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：“乡愁是‘没做完的事’，我的事，是等一个‘九州同’的春天。”
窗外的台北雨丝飘进来，打湿了笔记本边角。高秉涵端起凉透的茉莉花茶——茶味里还藏着山东的麦香，像极了母亲当年的手艺，像极了所有老兵梦里的“家”。
